确实，死抠字眼是有问题的，法律运用并不完全是定义思维。

法治社会之建设离不开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和人民的共同参与，法为民生，民为法正，民需法护，法需民信，只有当人民真心拥护、尊崇、敬畏和信仰法律，方能以法之威平乱抑邪，共促社会和谐。这种身份位置实际上就成了公众与法律专业系统的媒介。

其中，律师是非常典型的参与群体。在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党领导下的政府有提供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责任。因此，合作治理、协商治理的发展，实际上需要政府主动为之，主动削减自身的权力。媒体和自媒体平台为律师提供了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途径，满足了他们对言论自由、民主讨论、社交网络的渴望。2.提供法律援助、参与公益诉讼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的律师，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3.充当政府法律顾问，参加听证、信访等 法治社会建设牵涉到社会管理者对社会的管理，因此，律师参与政府事务不仅属于法治政府建设的范畴，也属于法治社会建设范畴。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新的组织形式，它可以承载新时代的社会资本。在日本标准的行政法教科书中，行政程序整备的必要性问题虽被指出，但就其内容等问题而言，也仅止于在行政行为论中的行政行为程序瑕疵中被提及。

在比日本更早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德国，众所周知，其和日本不同，不是从与法的支配的关系展开讨论的，而是以法治国作为行政程序法理的基础。反过来说，社会福祉的充实也不只是欧洲大陆各国的问题，在盎格鲁萨克森各国，社会福祉的充实强化同样是重要的国家政策。如果辻、鹈饲从撤销诉讼制度、公法与私法的区别违反法的支配原理从而构成违宪对柳濑的反驳再提出反驳的话，日本法治主义理论的发展或许会是另外一种情景。[40] 关于目的规定的意义问题，参照盐野宏关于制定法中目的规定的考察（1998年），盐野·法治主义的诸相，44页以下。

[44-1] 这个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是法的支配原理。文章来源：《中山大学法律评论》第9卷第1辑（2011年）。

以上观点虽是受到美国历史上形成的现行司法审查现状的启示的产物，但在与法的支配的逻辑关联性上却存在一定问题，这一问题是，在现代行政条件下，对权利利益的实效性救济是否适合的问题，也有必要离开与法的支配的关系来进行检讨。[7] 田中前揭注[5]，244页以下。[20]在此意义上，现阶段的法的支配理论可以看作是谋求从社会国家或者社会的法治国家理念下的肥大化政府出发向小政府转换政策的对应产物。[13-1] 由柳濑对辻作出的回答可知，从法的支配原理出发对日本行政法学的批判并没有彻底结束。

同书就该原则的思想起源被正面揭示为权力分立和国民主权这一点而言，当然是对宪法变革的对应，但将自由主义原则与法治主义一并作为行政法的原则，以及相对于法治主义的形式或程序性解释，而指出其同样是涉及内容和实质的原则这一点而言，柳濑的观点也和田中的法治主义理论一样，可以认为是美浓部法治主义理论的延伸。此时采用的论证逻辑是，在作为批判、攻击对象的法治主义是一种僵硬的、矫正困难的理论，或者说是一种自我发展存在困难的原理这一前提下，除了根据法的支配对其进行矫正之外别无他法。[43]相对而言，在日本，基于信息公开法制处于以前法治主义的行政法理论框架以外的认识，对将其导入宪法的正当化根据的探求被倾注了很大努力，而对其与法治主义关系的问题却以未进行充分讨论而告终。作为例外，大滨启吉《行政法总论新版》（2006年）虽然对法治主义提出了批判（参照75页以下），并认为只有法的支配原理才是支撑宪法的原理（78页以下），并有意识地尝试重新构建行政法学，但仍然在很多方面继承了以行政行为理论为核心的法治主义的行政法学遗产。

[33] 同样的情况也可用于对改正行政事件诉讼法的评价。针对这种状况，可以认为，从法的支配出发不能揭示出行政法学应当发挥何种作用的远景这一事实，是法治主义原理不能为法的支配原理全面让位的一个原因。

[12] 柳濑良榦法治行政与法的支配——关于辻教授的所论（1952年），柳濑·宪法与地方自治（1957年），141页以下。[36] 参照中川·前揭注[10]，51页以下。

具体而言，存在着规定刑事程序正当程序的宪法三十一条说和保障幸福追求权的十三条说之间的对立。当时出现的是行政（政府）管理领域的扩大，行政法学关心的问题是从法治主义观点出发应该如何进行统制和驾驭，相对于这种状况，来自于宪法学的认为行政管理领域扩大本身违反法的支配这一宪法理念的批判并没有出现。由此可以认为，田中对依法律行政原理与法的支配原则所持的基本理解是，二者在行政法学体系中不一定要立于紧张关系之上，这种认识在辻、柳濑争论之后仍可看到没有发生改变。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交错现象在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法制中都很突出，可以认为，日本对法治主义的讨论不只表现出日本公法学的特色，更具有普遍性意义。[37] 此外，改正行政事件诉讼法制定之前，作为从法的支配观点出发对行政事件诉讼法的改正进行的理论分析，有大滨啟吉的法的支配与行政诉讼，原田尚彦先生古稀·法治国家与行政诉讼（2004年）27页以下，周作彩的法的支配与行政诉讼制度，原田古稀85页以下。[11] 在日本国宪法制定同时，日本的英国法研究获得进展，以揭示英国公法原理而著名的A.Dicey的法的支配三原则渐为日本公法学界广为知晓。

[5]虽然法治主义依然被置于行政法基本原理的位置，但其内容却远比美浓部的法治主义原型更加丰富。在此意义上，虽然与法治主义相异的法的支配理念的意义已得到充分理解，但日本行政法学的体系书还是毫无例外地赋予了法治主义或者说依法行政原理最重要的行政法原理的地位。

O .Mayer在法律的支配概念下揭示出法律优先、法律的法规创造力、法律保留三项原则，[4]美浓部的法治主义概念则是将重点放在了其中的法律保留进行说明。[24]这种状况表明，法治主义不仅是行政法的理念性概念，还能够作为行政法教义学中的核心法律原理存在。

不过，对于土井的这种图示化，土井自己在其立宪主义·法的支配·法治国家法哲学年报2005年（2006年）38页以下，在承认来自各方批判的同时，也指出该种对比是为了讨论整理的方便而只具有一定的模型意义，该种模型化不是要求二者择一，一方面是明确不同模型各自存在的固有构造问题，而解决问题还要从相异的模型所持逻辑中加以具体摄取（在此意义上，佐藤的立论被评价为与土井的意图相反[后出高田论文128页，参照前揭注[13]）。日本国宪法制定后不久出现的法的支配理论就是如此。

矶部力依法律行政，法律家·行政法的争点（第三版）（2004年），18页以下。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进行的这场争论具有反映新宪法下的改革理念这样的时代背景。明治宪法下的日本行政法学缺少对行政程序的统一法律规范，学术上也只不过是在行政行为的瑕疵论中提出了程序瑕疵的问题。相对而言，却没有提及法的支配。

这三项原则，在后来发表的柳濑论文中作出了如下介绍：法的优越，即人只受法的支配，而不受法以外的专断权力的支配（第一原则）。[8] 田中前揭注[5]， 256页以下参照。

[13] 另一方面，辻的批判并没有触及在法治主义原理下构筑的体系化的行政法学内部的法技术理论，鹈饲的理解也仅仅止于指出问题，而没有提出建立在法的支配观念上的独立体系。[35] 参照中川·前揭注[10]，43页、53页以下。

[44] 八、结语 法治主义作为日本行政法基本原理的地位在日本国宪法下仍继续保留下来。可是，美浓部的法治主义原则具有两个特征：其一，从理念上来说是立足于自由主义。

即在1952年，行政学者辻清明发表了一篇从法的支配立场出发对标榜法治主义的日本行政法学进行批判的论文。[9] 参照田中二郎《行政法总论》，188页以下。日本国宪法以法的支配原理为基本支柱，法的支配与法治主义具有不同的法律内容。此后，日本的战后改革告一段落，在1957年出版的田中二郎的《行政法总论》中，法治主义原则以更加洗练的形式得到说明。

[30] 佐藤 前揭注[19]·102页在宪法上的司法权与实定诉讼制度的关系问题上，虽指出最有问题的是行政诉讼制度，但佐藤自己却没有提出具体的制度设计。行政法制度中可以指出的法治主义限度的另一个例证是行政立法程序。

问题并非如此，日本行政法学的重要课题是对以前法治主义下被建构的各种法律概念的存在理由是否与现代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国家相称进行检讨和矫正，这可能是一个需要对之进行逐步雕琢的过程。批判的立论基础是认为只有法的支配才应当是贯穿公法即宪法和行政法的基本原理。

在日本，信息公开制度以实现以民主主义为终极根据的知的权利的形式为人们逐渐知晓，1998年信息公开法（关于行政机关持有信息的公开的法律）被制定出来。这虽可以认为是考虑到了行政立法程序实际上有助于保护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利益的方面，但不能否认行政立法程序的导入在日本行政程序法制中增加了民主要素的事实。